“不。”郗归斩钉截铁地说道，“我们生在一个这样的时代，便永远都不能等待政令趋于完美。因为时局是如此地紧迫，可政令却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那一天。”

权力

郗归清楚地记得, 前世高中历史课上，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师，在讲到王安石变法时，曾痛心疾首地进行评价。

他说, 青苗法的初衷, 本是为了在帮扶农民的同时, 提高宋朝的财政收入，从而达到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的目的。

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, 却出现了官吏强制农民借贷等一系列的问题, 以至于熙丰新法荒腔走板, 最终不得不被叫停废止，而王安石本人，也因此而背上了变法误国的千古骂名。

郗归那时十分不解——为什么不能先将计划完善, 堵住下层官吏钻空子的漏洞, 然后再去推行新法呢？

直到很久以后, 她查阅了许多资料，才知道王安石变法原本就是由试点开始, 逐步推广至全国, 不断地改进和完善, 到了后期，已然初见成效，只是由于反对者不断抓住早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攻讦，才会显得变法盲目粗暴，过于激进。

至于王安石所任用的官员, 也不乏洁身自好的能臣清官, 只是因为新旧党争的缘故，才被列入了《宋史·奸臣传》, 以至于让人误以为，当时支持变法的，都是一群以利而聚的小人。

这是郗归第一次深切地意识到历史书写的权力。

“曾参岂是杀人者？谗言三及慈母惊。”1

寻常谣言便可三人成虎，更何况是史籍的记载呢？

权力是生产性的。

拥有权力的获胜者，借助权力来进行叙事，形成档案，从而加强和巩固自己的话语权、合法性。

王安石在那场新旧党争之中失败了，所以便无可避免地成为了那个“居下流而众恶归之”的存在2，被作史者强加了许多原本并不属于他的错处。

物换星移几度秋，许多年过去了，当郗归身处内忧外患的江左，面对着这个一塌糊涂的世界，想要为国、为民、为己做些什么的时候，才忽然意识到，到底该怎样回答自己高中时提出的那个问题。

任何机制都总有存在漏洞的地方，因为在政策施行的过程中，由于人心、利益和环境的变化，总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困境。

制定政策的人当然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到这类困境，但决不能因噎废食，为了求一个“完美”，而故意忽视岌岌可危的现实情境，迟迟不肯发出新政，任由现状越变越坏。

郗归不是不明白谢瑾的顾虑，可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为了三吴百姓，为了北府军的将士，更为了江北战事的顺利和未来北伐的计划，她必须如此。

她必须尽快团结三吴下层百姓，对于吴姓世族，或驱逐，或拉拢，打破四姓之间版结一块的利益牵连，将他们送来的杰出子弟据为己有。

吴姓世族不是想要子弟出仕吗？

那就来吧。

“惟楚有材，晋实用之。”

他们纵有再多的佳子弟，等入了徐州府学后，便都只能成为北府的人才。

如此，郗归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
谢瑾和郗声总是劝她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可难道空等下去，情势就会自己变好吗？

不可能的。

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明明白白地告诉郗归，君权政治的结构性矛盾，盘根错节的利益联结，才是真正的国之大害。

而在江左，门阀士族与皇权势力共生共长，情况远比单纯的君权政治更为复杂。

如王安石变法那般自上而下的路子既走不通，也不够合理。

她要从底层开始，带着那群获得土地的平民百姓，以摧枯拉朽的力量，彻底摧毁三吴世族的根基。

这个过程不会特别快，为此，她不得不想办法安抚一些她本不愿与之为伍的人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。

孙志叛军在三吴的破坏，给她送来了一个难得的机会。

郗归无比确信，三吴世族将迎来其绝对没有可能成功扭转的颓败之路。

“太快了。”谢瑾发自内心地感叹，“阿回，从出兵东征，到分田入籍，再到如今有关徐州府学与官吏任命的种种，你做得太快、也太着急了，恐怕会引起无数人的反对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千般万般，御胡为要，等击败北秦之后，再来解决江左内部的问题吗？你再等等，稍稍放慢一点步子，好吗？”

“是我不想慢吗？”郗归甩袖而起，横眉反问，“我原本打算得好好的，要在徐州一步一步地增加粮食产量，培养民兵，增加北府兵的兵员数量，然后再用一二年的时间，同步在三吴收拢民心，最后再一地一地地，在三吴展开行动。可事实又如何呢？”

“这紧迫的时局，能容我接着等下去吗？”郗归冷呵一声，看向谢瑾，“自从谢蕴打算让王定之出任会稽内史一职，我便一直在与你说三吴的问题。上虞出事后，我又屡屡去信，可你又是怎么做的